儒法二家之所以不能成为中国未来主流思想文化的的几个原因 

“剑虹评论”于2002年12月20日进行“儒家在中国未来的地位”辩论赛 ，我认为这个讨论很好，人们可以借助这个讨论，去弄清楚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研究应该的走向，从而可以使中国学者们少作“无用功”和多作“有用功”。 

我个人倾向认为，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今后依然是中国学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是，从价值文化取向判断，儒家和法家的根本价值文化理念，今后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新文明文化建设的主流价值文化资源。 

中国儒法二家之所以不能够成为中国未来主流思想文化的几个原因如下： 

一，儒法二家学术创立者的帝王帮闲立场，造成了儒法二家非民主价值文化观 

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二家学人和他们的学术思想成果，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特征，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往往联系得非常紧密，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儒者的学术成果必然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大多都是一些政客学者。 

法家创始人管仲，是在春秋时期齐国争霸天下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权谋政治家，他本身是齐国大夫，他生前帮助齐国建设出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管仲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占，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仲》）。这就是说，管仲生前的最大功劳有两个，一是帮助齐国国君建设出了积天下之三分财产为“公家”所用的社会征收机制，也就是建设出了帝王对国家财产的占有制度；二就是帮助帝王建设出了一系列使用严厉刑法和鬼神等祭祀礼仪等手段去吓唬和统治人民的国家制度文化体系。 

无可否认，我们当然应该承认，管仲生前所精心经营的“牧民”政治权谋统治术的制度文化建设，有顺应当时统一天下和减少天下诸侯内乱的历史趋势原因。但是，一旦天下已经进入统一和平时期，当权者如果还继续实行法家制度文化，那么，法家如此这般的与民争利和死死抓住以帝王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不放手，就必然会导致中国走上专制国家道路，人民和民间的生产力也会被这样的专制国家制度所压抑。 

历史经验也证明，法家一旦在中国成为主流制度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官民必然是长期对立的，社会的动力源不在民间百姓中，而是在帝王世家和官僚们的牧民权术和他们所掌握的军事权力中。虽然法家主观上也追求“富国强兵”和“善为国者，必先富民”，但是，以牧民政治权术和军权严刑为国家动力源的国家政治现实，必然会造成国家官僚阶层对权力的死不放手，从而使得政治权力会伸延到国家和社会中的每一角落，导致国家日益成为政治权力中心崇拜社会，最终使得无权无势的人民的自由活动和发展空间大量缩小，人民会越来越无奈。这样的法家统治再往后发展，失去民众创造力的国家必然会使得国家生产力逐步走衰，社会贫富悬殊也会加大，人民群众也会日益穷困，最后就会出现“官逼民反”，使得中国反复出现“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恶性历史循环。 

这里需要提示一点的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在社会权力倾向上，也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政治社会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中国法家社会是以帝王和官僚政治权力和军警暴力权力为社会核心，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则是以资本家利益集团权力和军警暴力权力为社会核心。所以，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政治权力核心社会，和现在西方社会中的外民主内资本的经济权力核心社会，在人类政治智慧层级上同属于一个档次，都是“权力核心社会”，政治帝王官僚和政治经济资本家们，都是高高在上者，他们都在“牧民”，只不过各自的表达有差异而已。 

管仲立场于帝王世家统治天下的法家思想，后来在战国时期得以大发展，商鞅、韩非、李斯等都发展了管仲这种立场官方统治的价值文化思想，使得中国历史上始终不能够消除以帝王和官僚为核心的权力中心社会现象，也使得人民大众的创造力长期被压抑。由此可见，在当今中国趋势于民主科学的现实中，法家的价值理念应该是被抛弃的。当然，法家的许多政治经验，我们还是应该充分利用的。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前曾经是个操办婚丧礼嫁的吹鼓手，他成年以后，也和管仲一样终生在为建立有利于帝王统治的制度文化所奔波。由于孔子主要还是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平生只当过不大的管理官员，所以，孔子的这种人生阅历铸造了孔子儒家的从社会文化角度去帮助帝王统治天下的价值思想文化特征。 

孔子创建的儒家和管仲创建的法家，在为帝王官僚统治所服务的立场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的微小区别在于，法家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战争争霸条件，所以法家更为重视从发展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强兵、刑法强制的三方面去统治国家；法家，是刚性的帝王统治权术。而相比之下，儒家是先将国家看成为是和平状态的，儒家理论的参考条件是和平安定，因此，儒家更为重视对人心的“克己复礼”的礼乐潜移默化统治；儒家是柔性的帝王统治权术。由此可见，中国自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西汉时期的黄老道家开始彻底退出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历史舞台，之后的近两千年，儒法二家就犹如刚柔两幕僚，一直围绕在帝王世家身边所服务，他们的学说立场，注定了他们和专制统治者有互相勾结和互相利用的关系式。 

由于儒家文化已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笔者这里只点出儒家的帝王官僚统治者的“政客、幕僚、吹鼓手”立场，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这种过于关怀政治和帮闲帝王世家去制造权谋统治天下的学问特征，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许多扭曲现象，甚至导致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后来也发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士大夫们和帝王官僚的这种历史勾搭关系式，是中国后来科举制度产生的一个重大原因，士子需要利用政治家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家则需要取士子心去统治天下，科举制度，就是这样孕育出来的。而科举制度又反过去造成中国读书人的“学而优则仕”的自发倾向，使得大批中国读书人终生框套在名利场中不能够自拔。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没有消除干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习惯性的抱政治和权力大腿的毛病，是导致中国至今还没有建设出民主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原始儒家、政治儒家和民间新儒家的历史现象 

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上的“儒家”，其实一直就存在着孔子的“原始儒家”、历史上屡屡被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改造利用的“政治儒家”、及其收集民间各种思想资源对儒家进行不断改造创新的“新儒家”这三种文化现象。 

所谓的“原始儒家”究竟是什么样？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我们只能够从早期孔子儒家整合了历史大成的“春秋史学、三礼法典、六经经典、六艺修养、教而无类的平民教育、论语大学”的学问结构，去判断原始儒家设立的国家制度文化体系了。因为，我们除了能够基本确认这样的制度文化体系应该归咎于早期儒家外，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认这些经典中到底有多少内容真正是属于早期儒家的，这些经典内容明显都被后来的政治儒者大量修改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认，这些经典中的立场于官方统治角度去帮助帝王官僚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的价值理念，还是早期儒家的，这，是儒家的灵魂。无论后来有什么样的儒家文化派系，这个灵魂从来就没有在儒者中发生过任何的改变。 

究竟什么是“政治儒家”呢？所谓的政治儒家，应该是指的那种吸取了其他各门各派的学术思想资源，但又不改变早期儒家帮助统治者统治天下的立场宗旨而产生的政治儒家学派。这样的政治儒家学派，大概有孟子、荀子、董仲舒、刘向、刘歆、韩愈、二程、朱熹等这样一批学人和他们的著作。他们这些儒家学者的理论后来大多都为官方政治所利用。 

究竟什么是“新儒家”呢？所谓“新儒家”最大的特点，是借用儒家的理论架构去大量装填其他各学派的思想文化宗旨，其学术结果是他们有意无意试图去改变传统儒家的官方统治者的帮闲立场，这种儒者，在历史上历来会遭到各家政治儒家学者的排挤和严厉抨击，有的甚至还会被迫害。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家的代表人应该首推西汉末期的大儒扬雄，后来还有王充、陆九渊、陈白莎、王阳明、李贽等人。他们这些儒家学者大多人生坎坷，学说遭非议甚多，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资源又历来不能不被各政治儒学者所重视。 

三，新儒家为什么不能够担当起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任 

尽管后代学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批“新儒家”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清新程度和学术思想深度，都要远远高深于早期儒家和历史上各家政治儒家，但是，正因为新儒家们从来就没有打算改变中国的儒家文化结构体系，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普遍还是无法超越非民主的传统儒家基本立场，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见解，他们甚至倾向于同情民间和关怀人民大众利益，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成为统治者的帮闲者，只不过他们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官方与民间的关系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放弃传统儒家的基本理论架构，新儒家不过就是专制制度文化中的开明现象而已。 

由于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还原早期儒家的文化经典，所以，后来的新儒家们依然只能够按照这些明显经过汉朝政治儒家学者们加工以后的儒家经典去理解儒家文化，那么，他们自然就无法超越“三礼法典、六经、春秋”这几部重要经典的价值理念的束缚。大家可以看看，尽管“三礼”（《周礼》、《礼仪》、《礼记》）为后来的新儒家提供了许多很有用的思想资源，但是，“三礼”中的为统治者帮闲的价值理念，新儒家们却是始终无法超越的。 

既然儒家已经定下了为统治者帮闲的基本宗旨，那么，这样的文化现象中，当然就有个正宗和不正宗的区别，这样，新儒家就自觉不不自觉的将自己置于到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中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地位上超过那些一心一意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儒家们，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家们无论怎么样努力，最后，他会发现，他还是帝王的“文臣”，是个不得志和敢于嬉笑怒骂帝王的“文臣”。 

由于以上所说的新儒家的尴尬历史角色和地位，这样，就必然导致新儒家学者们要么避世，要么，他们就学魏晋时期的一些癫狂之士的那样，使用各种方式去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以来的一大批对现实政治进行嬉笑怒骂的儒者，他们本质上，还是属于传统儒者，只不过他们换了一种言论方式在表达着自己的平天下的理念而已。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即使是那些新儒家们，他们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政治儒家。 

四，中国学人应该怎么样超越自己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尴尬怪圈 

笔者前面说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热衷于帮闲官方和咒骂官方的儒者们，本质上，他们都被套在传统的儒者的圈子中不能够自拔者。这就是说，中国如果要超越政治权力核心社会的历史怪圈，那么，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调整自己的学术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要走上民主科学的社会，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必须自由化，中国知识分子自身如果要自由化，他们必须自己先去养活自己，不应该依赖官方去养活自己。只有经济上独立的人，才有独立的人格可言，只有有了独立的人格，才能够独智而研究出真正适合中国民主科学社会的文化成果。 

笔者反复强调，一个总是试图和现实政治作对的人，和一个总是去歌颂现实政治的人，本质上并无两样，因为，他们都没有超越出自己帮闲官方和希望得到官方重视利用自己的传统“儒者”的社会角色。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去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研究者和实践者，从而挣脱中国历史几千来的官士勾搭且与民对立的情况，使自己的学术立场真正转移到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发展进步事业上去。同时，中国知识分子转移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仅仅是在自动解构中国历史以来的官士勾搭政治结构，还为中国的政治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腾出了一个活动空间，可以促成中国尽快产生出一个栽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社会空间。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己主动和政治的分离，去完成国家趋势于民主科学的历史建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一旦中国知识分子今后大部分都学术独立自主化和自食其力化，一旦中国知识分子今后远离政治而成为职业学人和成为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者，特别是伴随中国未来即将产生出一个职业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生长空间，国家机构在今后也将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协商管理和服务部门，政府政治管理国家的学术资源，将由政治家和政治学者们去社会广阔丰富的社会学术园地中去自由的采撷和加工，那么，中国传统中的政治和学术扭曲成一体的儒家文化的基本价观体系，就必然自动解体了。既然如此，儒家文化还怎么会成为未来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呢？！ 

当然，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文化，不仅仅只是儒家经典文化，其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习惯现象。所以，改变了儒家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社会文化习惯，传统的儒者就不存在了，儒家文化体系也就将自动解构。但是，儒家文化的各种经典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其依然还是中国永远的重要思想文化学术资源。孔孟诸位圣贤，依然应该得到人民的尊敬。特别是作为教育家和礼仪文化创始人的孔子，同样还是未来中国的圣人。现代中国人要解构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帮闲帝王统治人民的学说立场，而不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资源。中国，不能够再干太平天国、五四新以后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种批儒反孔的傻事了，那，是对自己文化传统进行文化恐怖般的爆炸行为，而不是正确的历史文化扬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