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文学想象中，农村占据着被肯定的优势地位，但农村也并非一种理想，“小农意识”就是对农村的批评，毛泽东也说“重要的是教育农民”；而城市，尽管到处充满了“精神污染”，但它却是现代化的目标。也许最理想的形态就是既有城市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和组织方式，同时又有农村的朴实、正直和善良。但完美的东西往往是不现实的。

所以《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代表农村的赵大大并不是最正确的人物，相反他经常受气。只有既不代表农村也不代表城市，而只代表党的路华才是最正确的。而党对城乡的看法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建国初，旧城市是被改造的对象，农村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自然占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可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适应工业化需要，中国社会的重心又由农村移到了城市。当时称呼工人为“老大哥”，就像称呼被中国人引为榜样的苏联人一样；农民则是“老弟”，在很多方面都是需要向“老大哥”学习的。       

浩然的《金光大道》里就有一节详细描绘了这样的“大哥”和“老弟”的关系。说的是高大泉带领芳草地的十几个农民到北京的一个火车站“支援建设” （用今天的话说，该是“打工”），同时要向工人老大哥取经。庄稼人第一次到大城市，看到的不再是韦君宜眼中的“腐败的城市”，不再是赵大大眼里弥漫阵阵“资产阶级香风”的危险之地，当然也不会是九十年代民工眼里以力气换钱的资本积累场所。高大泉们眼里的北京城，到处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大卡车载着钢材、木料，呼呼隆隆地跑过去”，活脱脱一个热闹又有序的工业建设中的大工地！“上百个人，象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样，一开电钮，完全协调一致地、有节奏地动作起来。如同一间房子那么大的货物，据说有一万多斤重，在陈师傅带领呼喊的号子声里，在众人汇合成一股力量的滚撬牵曳之下……把它运进了那个新修起来的大库房里。”这些庄稼人被现代化工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深深震撼了，心中洋溢着对“工人老大哥”的无限敬意。

将“火车站”作为城市的符号无疑是有极好的象征意义的。“火车站”本身就是现代工业的缩影，而高大泉们到火车站打工的意义恐怕也正在于，这些习惯于一家一户单干、尚处于落后生产阶段的农民们，足实经受了一次城市现代化生产的“教育”。

所以当火车站的老站长向他们灌输完现代化的劳动生产制度后，高大泉略有心得地说：“我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遵守制度，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出不了力，还会变成白吃饭、白添乱。”但这个认识在老站长看来还是“看得太短了”，他进一步点拨道：“跟工人阶级学习这种组织性、纪律性，不光是为了眼下多干点活计，也是为了将来搞好你们农村的劳动生产。要我看，农村搞社会主义，必须象工人这样干。”老站长一番高论，高大泉如醍醐灌顶，立马反省了芳草地农民只顾搞个人致富的错误。个人的“发家致富”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算盘，自己管自己的日子”，这哪象工人阶级，搞建设时“心里装着全中国”。于是，率先接受了“教育”的高大泉内心酝酿了一个宏伟计划，他要“把芳草地的农民从小院子里引出来”，让大家都“为革命劳动”。

当然，这种沿袭苏联模式的集体化、工业化建设进程里头对农民的剥夺被无情地忽略和掩盖了。从“文革”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些“为革命劳动”的农民仍旧是贫困不堪。 “许茂”，“李顺大”、“陈奂生”，这些老实、善良、安分守己的农民，谁又不是被那些堂皇的“路线”和“口号”害了个穷困潦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