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清风冀补充治水的遗迹,在机会一定去看看
　　
　　也补一篇原写的大禹的文章,请诸位指正:
　　

　　上善若水——兼爱的取舍艺术 
　　
　　
　　上古一个时候，风夹杂着雷电，蛇蝎横行，河堤溃决，瘟疫肆虐。水，本是解渴之水，本是灌溉之水，本是造福于民的水，如今变得狂暴不羁，冲垮了堤岸，冲毁了农田，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水到底是善，还是恶的呢？都不是。水是往上流，还是往下流的呢？都不是。它的特性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去感悟。 
　　
　　按西方理性的观点，对水取哪种方法呢？两种办法，一种是堵，一种是不堵。这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直线式的思维。然而，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矛盾的存在，早就超越了矛盾的论点。认识到在矛盾的两端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物，那就是“道”。道是不能说、不能看的。但是，是可以认识，怎么认识，那就是“悟”。心和道一起跳动，就会开悟。 
　　
　　就拿治水来说，水不堵往下流，一堵就往上流。柔弱无形的水，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既可用来发电，也可用来“水淹七军”。我们的祖先深受水害之苦，早尝试过了“堵”和“不堵”的方法，鲧用“息壤”来堵口，把堤岸越修越高，然而水越涨越大，堤修得越高，一溃千里，水害就越大。还有“不堵”，那就是移民，到高地上去，可以吗，养得活这么多人吗？西方同样也遇到水害，可这种直线思维的结果，只能靠“诺亚方舟”才保留了一点血脉，可惜的是，文明的流失。 
　　
　　我们今天要感谢大禹，要把他作为中华民族的耶稣来看待，甚至还不止。他救了中华民族，也救了我们这块繁衍生息的土地。同时，他留下了最重要的哲学，那就是“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何接近天道，大禹用的是“疏”的办法，“疏”就是把水道变成网状，这也是天网。让水有更大的驰骋天地，这就是疏。“疏”之道，看似简单，得来不易。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才得来的呀，如果说天下无事，只怕这种“道”，也难悟出的。大乱才有大治，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天造就了大禹，大禹只是个先悟道的人，他取的是“过家门而不入”，不取小家碧玉，取的是大家民众的疾苦，也就是圣人。他的行为让他的民众都悟了道呀。这样一来造就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 
　　
　　讲到此处，顺便提一下国人修水利的问题，一味的修堤护堤还不够的。也怪不得，我们学了西方的直线思维。今天学大禹，要用“疏”的办法，就掌握了天道。三峡工程，把堤修得太高，纵然可以发很多电，但一旦战争扔原子弹，或是千年不遇的洪水来了怎么办。还是要“疏”，最好把下游水道修成网状，把洞庭湖和鄱阳湖用渠道连成一体，再造云梦泽，渠道也可平时关闭不用，大水来时，水畅其流。不如此，必受天罚！！！发电带来的利益，会被大水冲得一干二净。民心也是如此，怨气积累只可疏，不可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话不扯远了，讲一讲，到底是要文化还是革命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取舍的命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取哪一个？其实孟子的深义就是，鱼和熊掌都不要呀，多么苦痛的抉择！他要“义”，其实就是“道”。取舍之道，实是人类重要的问题，小可说一个人的升学、就业，大可说国家的治理战略决策。墨子原著就有《大取》、《中取》、《小取》三篇，一般认为是逻辑学，实际与西方逻辑学大相径庭，是中华民族名辩思维的集大成者，是墨家政治、社会、科学、教育、军事等理论的基础所在，也是阐述大禹精神和老子《道德经》最早最专业的教材。 
　　
　　现在社会有个流行的命题，妻子和母亲同时掉到水里，先救哪一个？其实救哪一个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救哪一个都合理，救哪一个都不合理。何必要直线思维，分清先后贵贱呢？“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样的人物在朋友那里有市场，但得不到女子的欢心。这种取舍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置身取舍中的人，与我们看热闹的人心一样是痛的！实在没有选鱼和熊掌那么轻描淡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是兼爱，也可叫兼善，有上善、中善、下善。“上善”，就是象水一样无形的“道”，上善若水，大智若愚。 
　　
　　悟出取舍之“道”的人是为“圣人”。“圣人”无所谓“善”与“恶”，维护天道无所不用其极。圣人也是无法捉摸的，孔圣人不也杀过少正卯，他们心中只有“道”。圣人要名又不要名，要利又不要利，要美名也要骂名，这就是圣人。他是心甘情愿让你们去骂的，因为他是圣人，他只想让你悟出“天道”。中华的民众承受了百年的屈辱史，承受了几千年儒法交替执政的朝代更替兴亡史。这种开始清廉，后来腐败的周期律，是毛泽东心中最大的痛。 
　　
　　马克思主义把阶级矛盾提到无限高度，实际上象这种建立在代数学基础上解剖刀式的逻辑，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东方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名辩思维。它已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汉朝开始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了，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交替执政以达一种看起来平衡的“和”的状态。对立的只有“官”和“民”的对立，然而清官又成了两者之间的润滑脂。 
　　
　　理学为了缓解“德”与“法”的矛盾，在哲学上提出了第三元“气”的概念，其实就是墨家讲的“义”、道家讲的“道”；在道德上提出了“三纲五常”，以求得道德的法制化；乡里设宗祠，广立文庙也就是孔庙，从法制上把儒学道统宗教化。但实际上就弱化了孟子从墨家那里吸收的“道”——“民本”思想，也导致了强权政治的恶果和民众的更深刻的灾难，在明朝达到极致。 
　　
　　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毛主席深刻思考的就是他与黄炎培先生详细讨论的如何避免朝代先清廉后腐败，如何避免外儒内法的既得利益阶层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重新掌权的问题。由于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也由于几千年来儒法思想的根基空前的深厚，也不能完全推导出新的思想架构。他，困惑了。 
　　　　 
　　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不得已把平安无事的思想上的治世变为了乱世，置之死地而后生，把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角色替换成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海洋。出此下策，在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屋外的庆贺的鞭炮，他却在屋子里难过地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呀！一个哲人的眼泪。 
　　
　　他说过他一生做过的事就两件，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给后人留下了一张思想的白纸，可以画出斑斓的图画。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心静气、百家争鸣，讨论如何在思想道德上重塑中华民族灵魂，思考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这些深刻的教训让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见得是十全十美的，要有发展；文化是不能破坏的，要妥善保护；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不见得是世界上最好的，拿来主义学习西方才是正道；封闭是死路，开放才是康庄大道；体现民众力量的伟大，让后来的执政者爱惜民众。他既不相信照搬西方的法律，也不相信儒家的道德万能，他取的是民众的觉悟，民众的信仰。充分展示革命的力量，让民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把治世变成乱世，让民众更珍惜得之不易的稳定与繁荣。这就是改良，他既不取文化，也不取革命，他取的是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劳苦民众挺起腰杆子做国家的主人。 
　　
　　好了，就此打住，再不写类似的文章了，大家去“悟”吧！没有开悟之前不可乱言语，误读比反对为害更大。毛泽东同志的“道”：策略和预言全在他后期的诗词里，他告诉路易•斯特朗，他最大的成就是写了这些诗词呀。天道可悟不可道，道破天机，要有报应的。打住。呵呵：-） 
　　
　　今天这种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思想道德空白已经成了中国社会最大问题，报复社会、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情况比比皆是。用什么样的思想道德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已成当务之急、火烧眉毛，争论不休只会带来更大的思想混乱，统一的国家五十六个民族需要统一的思想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