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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黑色传奇
--  发布时间:2002-3-20 21:34:07

--  工人阶级(一)
工人阶级


诗曰:下岗工人不要愁,拿起菜刀和斧头;
为了养家和糊口,该出手时就出手。
又曰:下岗女工抹把泪,挺身走进夜总会;
谁说三陪没地位,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昨晚还陪县长睡。

我真正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是大四那年。那时候北京到处都兴玩吉他,校园里头兴玩古典,街头巷尾兴玩摇滚。

走到大学的任何一个宿舍的过道里,你都会听到有人在弹“爱的罗曼斯”,弹得太多、听得太多,于是做下了病根;现在一听有人说“罗曼斯”就想吐。头些日子和几个朋友去吃海鲜,等了好半天,我们点的东风螺就是没有上来,一个朋友大喊:“小姐,你们的罗曼斯(螺慢死)了!”我一听,扭头就奔了厕所。

那年北京的晚上,无论在护城河边还是在交桥下面的草坪上,到处都有一拨一拨的“小玩闹”在弹唱,唱的最多的就是崔健的“花房姑娘”和王桀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如果两拨人离得近了,就相互比:先是“叉点儿”(比吉他),然后叉歌,最后谁也不服谁,就叉架。

经一个玩吉他的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强子和仨儿他们一拨人。那年他们大都刚顶替父母进厂子上班,厂子里也不景气,于是就把时间几乎都泡在了吉他上。强子的头发有些自然黄;和几个哥们一样,烫着“爆炸”头,据他们说,无论在吉他上、还是在打架上,强子都是“镇崇文门”。仨儿是个漂亮的姑娘,在家排行老三,上头有俩姐姐;留着短发,1米65的个儿,条儿(身材)特顺,说起话来有些鼻音,很象配音演员李梓。她平时有些大大咧咧,总是一副什么都不吝的样子,看着她我总想起电影里的那个叶塞尼亚。由于有古典吉他的底子,我很快也能熟练地用拨片儿演奏摇滚了,时不时地也跟他们去草地上弹弹琴、出出风头。我跟强子后来混得很熟,因为我们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斗蛐蛐。

强子养蛐蛐也真够邪的,别人用罐儿,他用小面缸。别人老挤兑他:
“强子,你们家住房面积也不富裕啊,这么大个面缸,你搁哪儿啊?”
“强子,你的蛐蛐不大,罐儿倒不小啊!”
“强子,你用面缸养出来的蛐蛐,能不面吗?”
看着他一脸不高兴,我就安慰他:“强子,甭理他们,就用面缸养!气死他们!哎,强子,要说这蛐蛐住得比你可宽敞多了!”
强子气得一瞪眼,还是那句口头禅:“滚蛋!找抽呢你!”

有天晚上我和大学同学东郎从护城河边过,正碰到强子和仨儿他们在唱歌。我就跟东郎说:“看见了吗,那个头发有些发黄的、弹吉他的,就是我跟你说的‘镇崇文门’,强子。”
东郎看了好一阵子,笑着说:“我当是谁呢,这不是‘黄毛’吗!”
我惊异地看着他:“你认识?”
“小学一个班的,小时候没少抽丫的。”

我正在将信将疑,忽然眼前一阵骚乱,强子他们跟对面的一拨人打起来了。至今我也不明白对面那帮孙子是从哪弄了那么些个板儿砖,连拍带砍,强子他们溃不成军。我看见仨儿朝我跑过来,就一把拽着她,索性手挽手地坐在草地上了。那帮孙子追过来,歪着脖子瞅了我们半天,怎么看我怎么不像跟强子他们一伙的,于是就撒丫子追别人去了。我和仨儿乐了好久,仨儿拍拍我:“你真行,礼拜天请你去我家吃饺子!”

第二天跟强子斗蛐蛐的时候,我问他:“老实说,你丫是不是叫‘黄毛’?”他脸色一红,“哪个孙子跟你说的?找抽呢!”我看他有些急了,就说:“得了得了,知道你底儿潮,不象你的蛐蛐那么面!”

要说强子和仨儿他们,商业脑筋还是很灵的。每到工体有球赛,他们几个就忙乎开了。首先是强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大堆透明塑料做的一次性饮料瓶,然后仨儿把她们家的大澡盆子拖出来,接满自来水,再掺和些色素和糖精,汽水就做好了。强子带着人装瓶,仨儿用熨斗封塑料瓶口。强子一边忙活一边还不住地夸着:“瞧咱们仨儿做的活,绝了!整个一封口机!”
仨儿回敬他:“你丫才是一封口机呢!”
强子一脸坏笑:“错了,哥哥我只会给别人开封。”
“臭流氓!”仨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最后,强子带俩人用板儿车驮着汽水去工体门口卖,回回能赚不少钱。


礼拜天,我如期到了仨儿她们家。他的父母都是老工人,特热情。头回见面他爸就教我怎么使搓衣板,她妈则教我如何磨韭菜(把韭菜切碎)。仨儿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人家是学电子的,没事学这些干吗?”
老头一脸严肃:“电子?我懂,不就是攒巴无线电吗?那也得先吃饭穿衣不是?您说呢?”
我连忙点头:“那是那是!”
本来我够能侃的,可那天我成了听众。这老两口,从我拿起筷子到我放下筷子,已经把北京的历史追溯到汉朝那年了。我走的时候,老爷子特担心我迷路,恨不能给我画张作战地图;并在三地嘱咐我,“坐地铁别坐错方向,即使做错了也别怕,地铁是兜圈的。”
仨儿出来送我的时候,我对她说:“你可真不易,见天儿的要受传统教育。”
仨儿乐了:“所以我都不喜欢在家呆着。”
“知道,听强子他们说,一到吃饭的时候你就去赴宴。今儿晚上打算去哪啊?是不是去鸿门啊?”我有些酸酸地问;
“鸿门宴就鸿门宴,谁怕谁啊!”仨儿一脸什么都不吝的样子。

后来我和班里的一个女生谈了恋爱,跟他们来往的就少了。89年闹学运的时候,我去天安门,正碰到强子和仨儿在卖汽水。强子推着一辆三轮,车上装着几个大冰块,冰块上有许多槽,每个槽里有一瓶汽水。强子一边用手来回拨弄着汽水瓶,一边吆喝。他的头已经剃成了板儿寸,看上去也老成了许多。仨儿还是老样子,贴身的连衣裙,把她身材衬得更加迷人。见到我,强子递了一瓶汽水给我:“嘿,少见啊你!你丫从哪儿钻出来的?”
“强子长大了,知道孝敬人了!”我不住地夸他。
“滚蛋,找抽呢你!”
我喝了两口,问他:“这也是你自个掺和出来的汽水吧?”
他摆摆手,“不是不是”;
“那我怎么喝着有股澡盆子的味儿呢?”
“滚蛋、滚蛋,你丫缺练。”
仨儿在一边埋怨:“你们就不能说点正事!”眼睛却一直盯着我,我努力地回避她的目光,我知道强子一直很喜欢她。
或许是当着仨儿想玩点深沉,强子忽然问我:“别看你们学生读了那么多书,你们知道文凭是什么?”
“是什么?”我笑着问;
“文凭就是原子弹!”他斩钉截铁。
“怎么讲?”
“有了,没什么用,你看哪个国家用原子弹打仗啊?但是没有可不成,没有了别人就欺负你!”

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忆犹新,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体会就越深。国营单位里,很多活都不需要高学历的人来做,许多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也不高;可是,没有了学历,却万万吃不开。尤其是每当单位要裁员、下岗的时候,没有学历的人,无论他工作多么卖命,就如同没有了原子弹的国家,首先要大难临头。工人的语言,如此朴实,又如此富有哲理。如果我是个专业作家,我一生追求的,都将是这种包含了思索与哲理的质朴。

后来遇到了几个熟人,知道了强子和仨儿的一些情况。强子结婚了,娶了一个东北姑娘,叫翠花。夫妻俩在胡同口开了一家东北餐厅,招牌菜是“翠花酸菜”。仨儿来了深圳,找了一在广州工作的男朋友;也是东北人,人高马大,心眼也挺好,别人都夸他是活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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